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全球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美联储加息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以及对结构性去杠杆引发风险暴露的担忧等。这些因素同时引发了股市下跌和人民币汇率走低，也让各方开始探索和寻求解决之道。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6月27日召开了2018年第二季度例会，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对比央行此前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关于流动性表述从“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变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上6月份央行刚刚实施了定向普遍降准，货币政策转向实际宽松已被认为是既定政策。
然而，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未必在定向结构调整方面全面有效。此外，过度倚重货币政策，长期看导致的结果不是高通胀率就是资产泡沫。面对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诸多困难，目前更应该从财政政策方面思考，通过减税降费、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
为了增强企业经营活力和提振居民消费，减税可以说是第一要务。从财政收入数据来看，中国减税的空间还不小。根据财政部数据，今年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019亿元，同比增长12.9%，税收收入60898亿元，同比增长16.5%，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幅均达到两位数，其中个人所得税5735亿元，同比增长20.8%。
目前，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已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个税起征点大幅上调、税率级距扩大，估算每年可以减税2000亿元左右，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20%以上，可以有效降低居民税负，增加居民消费能力。
当然更需要减税的是企业。过去5年累计取消、免征、停征和减征1368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仅全面推行“营改增”一项，2017年即减税9186亿元，比2016年增加3450亿元。不过今年以来，M1增速大幅下滑代表的是企业部门流动性不佳，债务违约频发也意味着企业部门的流动性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是15%以上的税收收入增幅，此时无疑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减税力度，以达到“放水养鱼”目的。
此外，无论是政府本身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上升较快的居民杠杆率，财税体制缺陷都是重要原因。因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融资出现“正门未开、后门难堵”，甚至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幻觉，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可以说，央地财税关系不理顺，地方收支缺口过大，特别是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单靠简单厘清政府和企业债务边界，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
此时，为地方政府增加一个稳定的税收收入来源，并取代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带来的负面影响，房地产税可以适时开征。而且，作为财产税，房地产税既是国际惯例，也符合中国财税改革的方向，只是如何开征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尽可能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
中国经济韧性仍强，稳中向好态势未变，当前出现一些困境，货币宽松可解近忧但亦有远患，而以减税减负和财税体制改革为代表的财政政策应该被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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