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数百年来，马来亚锡矿生产已经能够满足印度、中国和欧洲不定期的需求，但是其产量有限，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仅限于一种“琉琅”式，这是一种清洗或淘洗沉积锡矿的方法。据估计，直到19世纪中期，马来亚锡矿的年均产量仅为500吨。1848年和1880年，在霹雳州的拿律与安达，分别发现了两处大锡矿田，这成为了锡矿工业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80年代末期，来自中国和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大约80 000中国人在霹雳州做契约劳力。这些矿工劳动的采矿企业由海峡殖民地华人企业家控制，新加坡和槟榔屿的欧洲商业公司通常也出资金承购了股份。
19世纪上半期，华人们已经引入了一些改革——规模不大却意义深远，诸如防止锡矿井渗水的链泵等。但是随着大量锡矿藏的发现，仿造西方其他地方锡矿公司的新采矿技术也得到发展。早在1877年，霹雳州就开始使用的蒸汽机和离心泵，解决了矿区透水的问题，使得人们能够在更深的锡矿矿井里采掘。水力开采和砾石泵是另外两种经澳大利亚传入的萃取方法，而这些新技术也被中国矿工所欣然采用，到1898年，马来联邦锡矿产量已达40 000吨，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产锡国。
直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参与霹雳州的锡矿生产，大量的欧洲资本的涌入是在1912年斗式挖掘机的应用之后——这种采矿方式曾在新西兰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挖掘机扩大了采矿的范围，因为其在沼泽地区仍可应用，同时在对低品位矿石的开发利用方面，挖泥机也获得了相当好的效益。因为这种开采方式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管理技能，所以除非有大面积的锡矿产地，否则它绝不可能被成功采用。由于锡矿的主产地霹雳、雪兰莪、彭亨都位于马来联邦的境内，因此殖民地政府能够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政府还为采矿企业提供土地测量等服务，包括收集矿区信息，订立有效的出租契约等等。由于巨大的资金支出，只有大型的国际矿业公司才拥有足够的资金来负担斗式挖掘机的成本。19世纪末期，英国康沃尔郡锡矿田枯竭后，他们就开始寻求新的开发领域，为马来亚锡矿工业提供了主要资金和专业技术来源。20世纪初期，食品罐头制造工业对锡需求的持续增加也是促使马来亚锡产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全球采购量减缓了，马来亚锡工业发展受到限制。1870年至1900年间，锡的消费量翻了三番，1900年到1930年间再次翻倍，但在1930年至1960年，消费的增长幅度甚微。美国曾经是一个主要的销售市场，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由于有了更为经济的利用和回收方法，美国对锡的需求量一直保持在2 540吨左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锡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促使锡产国采取了“锡矿控制方案”，旨在限制出口配额。该方案于1931年3月成正式启用，并在1934年和1937年两次重申，不过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马来亚的锡工业仍面临着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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