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要能顺利转型升级，必须重构需求版图。一方面，这要求逐步降低对于基建、房地产和外需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更要求继续大力培育内部市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激发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在稳中有变、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变局中，我们即将迎来2019年。面对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决策层正继续释放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补短板和防风险的积极信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根据市场主体需要及时完善政策，把握力度和节奏，精准预调微调，引导市场形成稳定预期。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支持制造业、服务业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适度扩大内需，适应拓展国内市场要求，促进消费供给升级，更大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带动扩大社会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需要、具备条件的重大项目抓紧开工建设，尽早发挥效益。
很显然，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形下，明年中国经济仍将面对艰巨的考验，因而需要及时通过逆周期调控手段，适度加大政策宽松力度，以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市场各方希望2019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符合实际和留有余地，既能保证“十三五”增长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引导社会各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高质量发展上。眼下，很多重大领域的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主动作为和积极探索，为此需重视和鼓励发挥基层和企业的首创作用和主体意识。
中国经济要能顺利转型升级，必须重构需求版图。一方面，这要求逐步降低对于基建、房地产和外需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更要求继续大力培育内部市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激发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消费升级毋庸置疑，必须设法采取有效措施，尽力扩大居民收入，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基础设施特别是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未来仍有较大空间；去产能仍存在“制度梗阻”，“僵尸企业”还在无效占用资金，需坚决出清；降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仍有较大空间，减税降费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应有系统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尽快建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手并举”的长效机制；科技创新环境、人才培养机制等都是制约创新驱动的短板，尤须下大力气。2018年去杠杆的过程很艰难，而结构性去杠杆，是通过经济增长，做大分母来实现。为此，未来需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信用紧张状况，高度关注“债务—通缩”风险可能的加剧。
上述诸多目标和工作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宏观经济政策的“挺身而出”和“主动作为”。当然，宏观经济政策需不断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和逆周期调节，需要更灵活、更具前瞻性和注重实效。在新的一年里，货币和财政两大政策的有为之举令人期待。
就财税政策而言，未来更大力度的减税及适度扩大赤字率等更积极的政策可以期待。中国真正需要减税的是企业部门。增值税不管是由三档并两档，还是保持三档税级不变，都有调减税率的空间；企业所得税税率也有下调空间。宏观调控贵在前瞻和灵活，并且为使市场建立正向和可持续的良好预期，可明确提出每一年具体的减税规模。
就货币政策而言，未来的思路可继续转向全力稳增长、助民企和防风险。为实现从宽货币到宽信用，不妨有针对性强的工具和手段以实现宽松加码。就此而论，降准仍有必要，以继续推动信用扩张，防范信用紧缩引发的风险，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引导贷款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贵难题，进一步稳经济和支持民营小微企业，降息也还有空间。还有，打通货币传导机制，央行直接购买经营正常、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龙头民营企业债券，向市场直接投放流动性，支持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当然，监管政策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之中的非货币政策因素：如资本、监管指标、商业银行内部风控及问责机制的约束等。唯有通过多措并举、超常招数，方能巩固和发展长期向好趋势。
形势越是错综复杂，越是要加强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精准施策。比如，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侧重点和实施效果都不一样，需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发挥政策的合力，“在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增强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又如，短期稳增长、扩内需与中长期调结构、促改革并不矛盾，这给短期需求侧的逆周期调节和中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留下不小的余地。再如，防范化解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统筹协调，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而不能因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而产生新的风险。
(关键字：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