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我国经济增长战略越来越趋向于内需主导，而基于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城市群、都市圈打造新的“增长极”，已成内需大引擎。据中科院《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我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是发展最成熟的三个都市圈，成渝、长江中游都市圈正在崛起。大城市、中心城市集聚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辐射力，打造城市群或都市圈，带动周边发展。随着中心城市打造、强省会战略推进，西北、中原等增长极也在崛起。

不过，在发挥经济增长极的效应上，我国大城市、都市圈还远逊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60亿人对应24个千万级人口城市，我国近14亿人仅对应4个千万级人口城市，再考虑到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大城市人口集中度效应明显偏低。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已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未来增长更加依赖于人口集聚。因此，要夯实内需主导，须做强人口集聚和增长极的功能。目前，我国有15个副省级城市，包括10个省会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围绕这15个城市打造中心城市或城市群、都市圈等“增长极”，这是我国未来内需主导的火车头。

当然，提升集中度不能单纯靠出台政策和兼并扩围，更要紧的是提高城市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效应。2018年8月，新一轮轨道交通规划批复，项目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比如东北的沈阳和长春，长三角的上海、杭州和苏州、中西部的济南、重庆和武汉。所有城市都是区域或省域中心城市，不考虑上海，这些城市的GDP在本省的集中度高达30%左右。上述城市合计批复39个项目，50%的项目规划里程超过35公里，意味着多数项目要连接中心区与卫星城、外围县市、都市圈其他城市。比如，上海嘉闵线对接江苏太仓、11号线对接苏州S1号线、9号线和22号线分别对接嘉兴4号线和5号线；广州和深圳规划到2025年或2030年的轨交线路，有多条线路与佛山、清远及东莞和惠州连接。本月初获批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北京副中心通州与河北省廊坊北三县地区(三河、大厂、香河)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控”，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向北三县延伸布局。

除了三大都市圈，武汉、郑州、成都等国家中心城市也进入了轨交大发展时代。近期获批的武汉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2019-2024年)，8条新线，过半位于武汉东部，打造武汉、黄石、鄂州、黄冈都市圈，其中11号线跨出武汉开到鄂州；依照郑州轨交规划(2015—2050)，2050年新密、荥阳、中牟、新郑、巩义等卫星城将与郑州中心区无缝连接。专家们推断，我国行政分级模式导致的中心城市资源过度集中等，有望通过突破行政规划的轨道交通，外溢到外围和都市圈。

最突出的例子，是作为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2017年浙江嘉兴设立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实现理念、产业、基础设施、政策“四个接轨”。在医疗方面，深化医保双向对接，沪嘉医保卡一卡通，嘉兴纳入上海异地双向刷卡结算首批先行地，教育全面战略合作，上海固定电话021可在嘉兴电信局申请办理；交通方面，公交卡实现“一卡通”，嘉兴轨道交通对接上海，并与上海实现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模式一体化。在产业方面，嘉兴与上海开放创新平台合作，推进平湖张江长三角科技城等重点园区建设，打造沪嘉杭G60科技创新走廊。

前些年，轨道交通规划往往意味着沿线地价和房价上涨，但随着“房住不炒”落地，供地配建(保障房、租赁住房、自持)“常态化”，限地价和限房价也在“常态化”，地产回归实体经济，轨道交通规划、都市圈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红利让利于无房户、新市民和农业转移人口，进而激活内需。与此同时，无房户、新市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等，通过低成本、低门槛“扎根”城市后，基于其消费潜力大、边际消费倾向大，消费为主的内需会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助推经济转型平稳。还有，《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近期同步修订，扫清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碍。大城市外围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未来将大规模建设租赁、共有产权等住房，将极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照现有趋势，基于“增长极”效应叠加外围低成本开发、公共服务一体化，我国城市化率或将从56%上升至70%，新增城市居民将达5亿左右，其中2.45亿外来人口、2.5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总规模将超过日、美两国人口总和，这是夯实我国消费内需的最大保障。

(关键字：都市圈 “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