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7000-18000G-K国际元阶段将是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时期，据此判断，未来10-15年将是我国矿产资源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结合国内矿产品的供需情况，未来我国重要矿产品的总量保障不足，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宗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资源的区域保障矛盾加剧，资源分布与工业布局不匹配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另外，一些潜在因素影响着我国资源的保障能力，如国际资源争夺战日趋升级，致使获得境外资源难度加大；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且来源较为集中，更加剧了资源保障的潜在风险；价格高企导致的资源保障成本上升；未来国内工业化的加快推进带来的资源需求增加，将进一步加大资源保障难度。
我国矿产资源消费的基本状况
（一）我国资源消费总量迅速增加，已成为世界资源消费增长的重要区域
2011年我国总能源、原煤、石油、粗钢、精炼铜、电解铝等矿产资源消费量分别达到34.8亿吨（标煤）、24.9亿吨（标煤）、4.5亿吨、6.5亿吨、786万吨和1724万吨，除石油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二外，其他均为世界第一。其中，煤炭的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重从2001年的30.27%增加到2011年的49.7%，精炼铜的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重从2001年的15.71%增加到2011年的39.32%，粗钢的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重从2001年的19.8%增加到2010年的44.9%。
（二）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随着国内矿产品需求的增加，我国矿产品的进口增长迅速，短短几年间就翻了一番多，由2006年的2303 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的4829 亿美元，年均增长20.3%。从近10年的统计来看，几大主要矿产品的进口额均有了大幅的增加，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石油、铁矿石、铜、钾盐、铝等产品的对外依存度都超过了50%。除原油进口量仅次于美国外，其他均是世界第一进口大国。
（三）我国的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一直较低。一方面我国矿产开发较为粗放，一些地方采富弃贫、一矿多开、大矿小开的现象较为普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分别为30%和35%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金属矿山采选回收率平均比国际水平低10%-20%；已综合利用的矿山，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尾矿利用率仅为10%。大中型矿山中，几乎没有开展综合利用的矿山占43%。另一方面，开采后的利用效率较低，以单位GDP能耗为例，尽管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一直处于下降态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据计算，201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4.18千克油当量/美元，是同期美国的2.7倍、日本的4.5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
未来10-15年将是我国矿产资源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
（一）基于国际经验的几个典型事实
第一，资源消耗弹性随着经济结构的推进呈现先增后降，在工业化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先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系统变化使资源的消耗弹性呈现先增后降。在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之前，以农业和轻纺工业为代表的“温饱”产业往往是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水平较低。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对资源的消费开始持续增长，并在以重化工业主导的工业化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随着重化工业增速放慢，比重减小，服务业增长速度加快，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强度因此进入持续回落状态，并在一个较低水平保持较长的稳定状态。
第二，通过对人均GDP与资源消费的对比来看，7000-18000G-K国际元阶段将是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的时期，此后将进入相对平稳期。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连的。整体而言，在人均GDP 达到7000-18000G-K国际元的阶段之前，大多数矿产资源的人均消费量增长都比较缓慢；进入7000-18000G-K国际元阶段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几乎呈对数增长；超过这个阶段后，就会保持平缓状态。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矿种都表现出相似的增长特征，或在其支撑经济的矿产使用强度上表现出相似的变化。人均消费量增长曲线变平缓的绝对高度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工业所占份额较大的国家，其矿产人均消费量通常会高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具体来看，不同种类资源，由于功能和作用不同，其到达顶点或峰值点的时间不同。如钢和水泥消费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密切相关，其消费的零增长点则主要集中在人均GDP10000-12000 G-K国际元；铜和铝由于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更加广泛，其消费零增长点到来的时间稍晚，主要集中在人均GDP18000-20000 G-K国际元左右（见表1）。
（二）对我国资源消费基本态势的判断
从当前的发展现实来看，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正处于中期阶段，但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明显特征，在2020-2025年左右完成工业化；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500G-K国际元。据预计，人均GDP在2025年将达到18000G-K国际元左右。结合先行国家的工业化、人均GDP与资源消费的历史经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未来10-15年（2025 年前）将处于矿产资源的快速增长阶段，并且若干大宗矿产资源消费将陆续达到峰值。例如，粗钢人均消费的拐点大致在2015-2018年前后，人均490-520千克峰值期年度粗钢消费约6.8-7.2亿吨；铜的人均消费拐点大致在2022-2025年左右，铝的人均消费拐点大致在2025年左右。
第二，鉴于能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功能更加广泛，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其峰值可能相对滞后一些，预计人均能源消费的拐点大致在2030-2035年，人均能源消费约3吨油当量，峰值期年度能源消费43-46亿吨油当量。
当前我国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基本评价
（一）重要矿产品的总量保障不足
我国人口多，大部分矿产资源的人均消费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更低。如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大钢消费国，但是人均消费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88%，不足日本的1/5；作为世界第一大铜消费国，人均铜消费量仅为世界的59%，不足美国人均消费量的14%；作为世界第二大铝消费国，人均铝消费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7%，不足美国人均消费的13%。因此，如果至2050年我国铁（钢）、铜、铝等主要矿产品的人均消费量能达到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目前的水平，则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十分巨大。
资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致使我国矿产资源的保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储采比”表达资源保障程度以及储量可供开采的年限，显然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静态储采比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连储量丰富的煤炭，静态保障程度也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以“储消比”来衡量，保证程度将会更低。据对石油、天然气等21种主要矿产的储量、产量和消费量的统计显示，储量占世界10%以上的 11 种，产量占世界10%以上的 16 种，消费量占世界10%以上的 18 种，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镍、锰等主要矿产的消费量所占的比重均远远高于产量和储量所占的比重。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研究数据，在大宗矿产中，2010年国内铜储采比为9.5，比2003年的29.8下降20.3；铝土矿储采比为16.9，比2003年的32.8下降15.9。另据有关研究表明，到2020年，我国已探明储量的45种重要矿产中，仅有9种可保证需求，10种基本可以满足需求，21种矿产难以满足需求，5种矿产将肯定出现短缺，其中，26种矿产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到2030年可保证需求的矿种可能由2020年的9种减少到4-5种，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二）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宗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
我国资源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钨、钼、锑、稀土等优势矿种产量急剧增加，出口量不断增加，供应着全球的消费。如钨产量占世界产量的80%，锑产量占世界的66%，钼产量占世界的40%。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个别优势矿产的粗放开发，也正在引起优势的逐步丧失，甚至在未来几年也会面临资源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据统计，2010年国内钨的储采比为7.7，比2003年的19.9下降12.2；锑的储采比为3.9，比2003年的5.0下降了1.1。另一方面，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石、铀、钾盐、镍、锰矿石等10余种大宗商品的供需矛盾进一步突出。从供给侧来看，国内大宗矿产资源储量不足的现实状况，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水平在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水平相对较低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国内资源的供给能力不可能短期内有较大的提升，同时，我国资源消费迅速增加的趋势不会变化，因此，继续加大进口，依靠国际资源的态势不会改变，即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并且这种上升态势正从少量矿种向全面发展。
（三）资源的区域保障矛盾加剧：资源分布与工业布局不匹配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
从我国的资源分布来看，一是资源的分布相对集中。油气资源主要集中于松辽、鄂尔多斯盆地等11大油气盆地，煤炭资源主要集中于13个大型基地，规划设立的45 片国家规划矿区，占资源总量的70%左右；重要金属矿产品主要集中在19个重点成矿区带。二是资源分布与经济发展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不相匹配。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资源耗费量较高的区域，资源储量相对较少，资源集中带主要分布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因此就产生了北煤南调、西煤东运、西气东输、南磷北调等现象，受运力等影响，使得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保障受到一定的影响。
影响未来我国资源保障能力的几个潜在因素
（一）国际资源争夺战日趋升级，致使获得境外资源难度加大
各国对于资源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资源问题已经成为政治、军事、外交等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主要表现为当前资源国对于资源的开发及出口进行一系列限制，尽力增加利益的获得，而一些发达国家则通过跨国公司兼并甚至是直接发动战争等多种方式，实施全球化的资源控制战略，争取获得更多的资源控制权。世界观察研究所在其研究报告《全球预警》中指出，“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的战争，一直是国际紧张和武装冲突的根源”。当前世界已经或潜在发生的一些局部战争，往往都是围绕着资源拥有国展开，均与资源争夺紧密相关。资源争夺的日趋激烈，使得获取境外资源难度加大。
（二）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且来源较为集中，更加剧了资源保障的潜在风险
我国大宗矿产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并且个别矿产集中在几个国家，如我国铝土矿有60%以上依赖进口，并且80%以上的进口矿来自印度尼西亚，2011年5月6日，印度尼西亚宣布包括铝土矿在内的14种矿产不能以原材料出口，但有开采许可证的矿业公司目前仍可出口——前提是需缴纳高达20%的出口税，到2014年将全面禁止出口，这一事件就会对我国铝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铁矿石也同样面临着较大的政策风险，如2010年4月23日，伊朗禁止出口含铁量66%的铁矿石，2010年4月29日，印度宣布铁矿石块矿出口关税从10%提高到15%。4月30日，印度铁道部再次调高出口铁矿石铁路运费100卢布/吨。2010年5月3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开始向本地资源类企业征收税率高达30%的资源税。所有这些时间都推高了铁矿石的价格。
（三）价格高企引致的资源保障成本上升
2006 年以来，受矿产资源需求旺盛、政治、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重要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石油和黄金价格大幅攀升，铁、铜、铝、铅、锌、镍等重要矿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矿产品价格一度大幅回落，但在短期内迅速回弹至高位。据统计，中国大宗短缺矿产的进口成本大幅上升。除氧化铝进口均价略有下降外，其他重要矿产品进口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煤与铁矿石进口价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3.5% 和19.0% ；原油和铜精矿进口价格上扬幅度相对缓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 和4.3%（见表2）。整体而言，资源性产品价格进入上升通道，廉价资源时代已经过去，经济发展的资源保障成本也随之增加。
（四）未来国内工业化的加快推进带来的资源需求增加，会进一步加大资源保障难度
如前所述，未来10年仍将是国内工业化加快推进期，并且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道路，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为低下，浪费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加快推进，必然伴随着资源消耗总量的过快增长，给我国的资源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尽管我国积极寻求经济的转型，实行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措施，但是一些高耗能产业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种态势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由此带来的资源需求增加会进一步增加资源保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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