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海漂向大洋，再深入极地，海洋微塑料在全球海域已广泛分布。
在近期举办的第12届亚太经合组织海洋与渔业工作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成员、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伟就“亚太区海洋微塑料来源和分布研究”做了工作汇报，并就统一微塑料采样分析方法、深化微塑料对人体潜在威胁的评估工作等进行了呼吁。
“这类由海洋塑料垃圾分解破碎产生，直径小于5毫米的碎片，可损害海洋生物消化道，并携带有毒物侵入生物体内。”黄伟表示，目前对微塑料毒理效应的具体看法仍有争议，需加快规范研究方式并探明其分布情况，实现相关研究的整体推进。
微塑料分布情况逐渐清晰
“滨海沙滩沉积物与河口水体中的含量普遍高于远离河口的水体，二者相差若干数量级。”黄伟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我国目前发表的东海、长江口、南海等海域的微塑料空间分布情况，可看出这一分布特点。
“以长江口表层水体为例，其微塑料丰度约为每升2至6个，”黄伟介绍道，据团队检测，渤海的水体微塑料丰度约为每升0.0001至0.0006个，人口密度、区域洋流情况、城市发展情况等均是造成不同海区微塑料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
据了解，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共同进行的“亚太区海洋微塑料来源和分布研究”已耗时三年，就亚太区海洋微塑料分布状况也获得实质性进展。
“亚太区海洋微塑料污染情况较严重。”黄伟告诉记者，根据团队对水体中微塑料含量的检测，东北太平洋每平方米约为0.02至0.45个，南太平洋约为0.027个，二者均比澳大利亚周边海域的微塑料含量高一个数量级。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菊英曾表示，除人类活动外，微塑料在海洋环境中的迁移还受到塑料组成、生物摄食、海底地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大洋环流区和深海被认为是海洋微塑料重要的汇聚地，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我们接下来准备对研究再做细化，以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多的河口为研究对象，”黄伟说，希望能通过建立微塑料扩散数值模型，探析出详细的亚太海洋微塑料分布及迁移机制。
采样和分析方法趋待统一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我国有关微塑料样品的分析技术正趋于统一，在样品被送入实验室前，“采样”环节的规范性仍相对滞后。
每立方米2200个和每立方米0.3个——这是在2018年的APEC海洋垃圾防止创新途径研讨会上，两个科研团队各自就渤海微塑料丰度检测的数据，差异之大不言而喻。
黄伟表示，由于不同海域周边环境、水动力条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差异，会造成微塑料分布水平的差异，影响不同团队的检测结果。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方法不统一造成的结果差异。”黄伟补充道，形形色色的采样方式、筛网孔径、前处理方法及计量单位等造成的研究结果迥异，势必会阻碍微塑料研究工作的深入。
在黄伟看来，规范化采样和分析方式，不同团队的研究数据才有可比性，也有助于对微塑料的治理管控和对生物影响机制的研究。
近两年来，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立项开展了海洋微塑料监测标准的制定工作，旨在尽可能减少由于方法差异导致的结果偏差，相对统一的采样与分析方法已初步建立。
对人体影响机制尚有争议
对人体究竟有什么影响?这是公众对微塑料最关切的内容。
2018年，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奥地利科学家已在来自不同国家的8名志愿者的粪便样品中，各检测出多达9种不同类型的塑料，首次确认微塑料进入人体。
由于人体内发现的塑料聚合物种类多样，科学家认为，海产品、塑料垃圾以及日常塑料用品，均是人体微塑料污染源。
迄今为止，国际上对不同海域海洋生物体内的微塑料污染状况已有大量研究报道，但微塑料对人体具体会产生什么危害，仍无相关研究结果可直接表明。
众所周知，塑料制品在环境中需要几百年才能降解，若任由它累积和污染，会加剧其对环境和生物造成的威胁。此外，微塑料作为其他污染物的载体容易吸附重金属等污染物，被海洋生物摄入后沿食物网传递，也可能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据了解，对于微塑料的毒理效应，学界还存在争议。
我国自然资源部也曾对近岸生物体内微塑料进行广泛调查，室内毒理实验结果表明，部分海洋生物在摄入较高浓度微塑料后会有肠道组织病变、消化酶活性改变等影响，但其实验浓度和实际环境浓度相差甚远，不能较好地运用于生物健康风险评估。
黄伟介绍道，团队在去年也开展了类似实验，但实验生物的上述指标并无显著反应。目前正在通过更灵敏的指标进行测试，测试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对微塑料毒理效应的研究，要求科研人员更加严谨细致。”黄伟坦言，微塑料对于人体影响机制的确认，仍需经过一段时间的科研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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